弟弟自殺5年后，郜洪輝的傷口已經緩慢愈合。整潔的灰色襯衣下，換腎手術留下的刀口，長成了纖長的疤痕。脖子上因透析插管留下的針眼，越來越淡。他和幾年前判若兩人。7年前，在安徽省阜南縣，“尿毒癥”這個全家人聞所未聞的名詞，先后砸到他和弟弟郜洪濤身上。兩個孩子的高額治療費用，像天平兩端沉重的鉛塊，將這個農村家庭壓至絕望境地。

郜洪輝坐在廉租房里。郭路瑤/攝

2011年4月，弟弟攙扶郜洪輝走出血透室。來源：《新安晚報》 作者：張洪金

弟弟自殺5年后，郜洪輝的傷口已經緩慢愈合。

整潔的灰色襯衣下，換腎手術留下的刀口，長成了纖長的疤痕。脖子上因透析插管留下的針眼，越來越淡。

他和幾年前判若兩人。7年前，在安徽省阜南縣，“尿毒癥”這個全家人聞所未聞的名詞，先后砸到他和弟弟郜洪濤身上。兩個孩子的高額治療費用，像天平兩端沉重的鉛塊，將這個農村家庭壓至絕望境地。

19歲的弟弟選擇放棄。他服下農藥，留下遺書：“我走了，但哥哥有救了。”

郜洪輝的命運從那時開始扭轉：救助接踵而至，他做了換腎手術，回到高中校園。在這個夏天，他以超一本線21分的成績，被安徽農業大學計算機專業錄取。

如今，郜洪輝再次面對鏡頭。他坐在廉租房里，昏暗的光線，襯出瘦削的肩膀。大部分時間里，他表情平靜，語氣中聽不出波瀾。

甚至，談到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這個26歲的男孩，會像普通高中畢業生一樣，有些期待地抬起頭，眼里閃出光芒。

不到24小時，媒體為他湊夠4年醫藥費，大學也為他免除學費。手機忙碌地響著，郜洪輝禮貌地回應，暫時不再需要更多幫助。

然而，當關注的目光散去，出租屋內變得異常安靜。無意中提及弟弟，空氣立刻變得凝重，談話悄然中止。洪濤的死，仍是這個家中最隱秘的傷口。它無聲地飄蕩著，像一個無法填補的空洞。

最初的兩年，母親不忍去給次子上墳，但每年春節，桌上總會多擺一副碗筷。大字不識的父親郜傳友，將那封字跡略顯幼稚的遺書，小心地夾在軍綠色小包的最里層。洪輝過去常和弟弟下棋，弟弟走后，那副棕色的塑料象棋，他至今還收著，卻再也不愿打開。

郜洪輝兄弟倆有著同樣的單眼皮、小眼睛和黝黑的皮膚。他們在同一座雜草叢生的農家小院里長大。那是一溜平房，裸露的紅磚，黃撲撲的泥巴地。東西各兩間屋子，都配了洗澡間，是郜傳友為兄弟倆成家預備的。

弟弟去世后，老宅里空空蕩蕩，幾乎找不到他生活過的痕跡。值錢的物件早已變賣，只剩一臺生銹的冰柜，一臺吱吱作響的吊扇。

兩個兒子曾是這家人最大的驕傲。農閑時，郜傳友在窯廠燒磚。為了兩個兒子，他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別人一天燒3千多塊磚，他一天燒6千多塊。他只念過兩年書，但兩個兒子成績優秀，在班上都能排進前十。

他說，自己不羨慕別家樓房高，就盼著兄弟倆“考大學”。兒子們初中畢業時，妻子想把課本賣了，他不肯。他把這些書摞起來，堆得老高，就像搭起一層層向上的希望。

醫生開出的診斷書，擊碎了這家人的希望。先是洪輝，接著是洪濤，都被確診為尿毒癥。

“醫生都不敢把結果遞給我。”郜傳友側著臉，哽咽著說。他記得洪輝剛被確診時，洪濤還提出，要給哥哥捐一個腎。

他和妻子都去做了配型，但他的血型不符，妻子血脂過高。郜傳友不愿當著孩子的面掉淚，只有在醫院的廁所里，他才敢哭出聲來。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麻木地躺在陪護床上，耳邊回蕩著急匆匆的電梯聲和腳步聲。

記者扛著攝像機到來時，兄弟倆身體浮腫，穿著藍白條紋的病號服，躺在同一間病房里。記者問，如果只有一個生的機會，留給誰？黃色的藥液一滴滴落下，兩個兒子望著天花板，回答都干脆果斷，要讓對方活。

郜傳友奔走在兩張病床間，哭得直不起腰。這位父親不愿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對每一個來訪的記者，他都習慣性地撲通跪下。

10多萬元捐款陸續送來，但錢仍是最大的問題。這個農民早已賣光為數不多的家當——大三輪車、農用車的拖車還有成片的楊柳樹。他變得暴躁，將家中唯一一口木柜扔在院子里，“恨它賣不出錢”。他還變得迷信，有“大仙”主動找上門來，他每次都給七八十塊，甚至上百元。

從未出過遠門的郜傳友，帶著兩個兒子輾轉去過南京、北京、鄭州、合肥。他騎車賣過菜，在垃圾桶里撿過破爛，睡過醫院外的涼亭。最后，走路時身板挺得直直的他，彎下了自己的膝蓋，脖子上掛著紙板，跪在人聲鼎沸的菜場里。

有人扔下五毛一塊，更多的人罵他是“騙子”。

“爸爸為了生計竟然上街去討飯，我想不出、也不敢想爸爸站在大街上是什么樣的。”弟弟曾對媒體說，他為此流淚。乞討用的紙板，是洪輝寫的，弟弟不愿寫。

在北京301醫院，一天吃飯時，弟弟平靜地告訴洪輝，“咱家條件不好，我就不治了。”

郜傳友知道后，以為洪濤只是“開玩笑”。他沒放在心上，只是反復告誡小兒子，“治到哪一步講哪一步，有一塊錢就先治一塊錢。”

在他心中那桿秤上，沒有什么比兒子們的活路更重、更沉，包括面子和尊嚴。

許繼朋是洪濤的好友，初中和兄弟倆在一個班。在他的記憶中，郜家兄弟模樣相似，但性格不同。哥哥更加成熟穩重，弟弟看起來大大咧咧，很調皮，愛鬧事，有些坐不住。但在活潑開朗的背后，弟弟也有些固執。認定的事，他會去做。

在病房里被困了兩年后，這個19歲少年，決絕地走向了死亡。

他留下一封遺書。藍色的圓珠筆字跡間，凝結著復雜的情緒。“如果我離開了你們，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們家太窮了……在合肥住院的時候，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學，想我的老師，想我從前所經過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是在昨天。”“我今年才19歲啊！老天沒有給我綻放的機會。流淚？流淚！我除了眼淚好像是一無所有了，我離開了，你就有更多的精力來給哥哥治療了！爸爸，媽媽。”

在信的結尾，這個曾經淘氣的弟弟，囑咐哥哥：“病治好的時候告訴我一聲，弟弟我就很開心了。”

郜洪輝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時，已是一周后。父親早已處理完后事，沒讓他見弟弟最后一面。“那是最黑暗的一段時光”，他常常坐在床上，望著窗外發呆。病房內是醫院特有的藍，窗外是壓抑的灰白，沒有一朵云。

他常給弟弟寫信，寫完就撕掉。兄弟倆沒有一張合影，弟弟留下的照片，僅存于身份證和學籍卡上，他卻經常夢見弟弟，全是快樂的日子。

他記得，生病后，和弟弟的感情突然變深了。兩個人每天躺在病床上，“感覺隨時可能經歷生離死別”。

在抽血化驗，等待透析的間隙里，兄弟倆要么下棋，要么看書。無論上哪看病，父親都拖著一個大蛇皮袋，里面一半是書，有高中課本，也有他們愛看的歷史小說。

下象棋，曾是兄弟倆最愛的消遣。上初中時，每天中午，倆人坐在擁擠的出租屋里，兩碗飯，一盤棋，便能打發中飯時間。那時，他們是最普通的兄弟，誰也不肯讓誰，常常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扯著嗓門大叫。

重讀高中時，他將自己藏了起來。沒有同學知道他的過去。班上滿是青春洋溢的面孔，甚至有好些00后。有人對這個“大齡考生”感到好奇，問他年齡，他只是笑笑。

上體育課時，他從不下樓，總是埋頭做題。每隔一兩個月，他會從學校消失兩天，去合肥復查。大冬天，寒風凜冽，天還沒亮，他便獨自坐上大巴，第二天深夜才能到家。回學校后，他找同學借筆記，一點點追趕落下的功課。

很多從前的同班同學，不理解洪輝的“拼”。他做完手術后，他們心疼地勸道，“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

郜洪輝卻將它視為人生的獨木橋。由于服用降低免疫力的抗排斥藥，小感冒都可能讓他喪命。只有一個健康的腎，他也不能過度勞累。但在所有人都在向前沖的高三，他有些顧不上身體了，半年沒去復查，感冒了也沒空去看，“熬一熬就過去了”。

考試遇到挫折，才真正讓他焦躁。“感覺心里涼涼的，有點辜負弟弟的期望。”

他清楚記得，在充斥著消毒水、針管和吊瓶的病房內，弟弟和他聊得最多的是“想上大學”。洪濤曾堅定地說，“哪怕每周做兩三次腎透析，也要去參加高考。”

“有時候我覺得，不是我一個人在學。我也在替弟弟學。”郜洪輝沉默了幾秒，低聲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騎著電動車去學校，穿過小縣城時，他還是會想起弟弟。

從前，他們喜歡“軋馬路”，和好友漫無目的地閑逛。

縣城不大，南北只有一條主干道，東西分布著許多狹窄的小巷。

沿著被摩托車擠塞的街道，幾個少年穿過喧鬧的夜市，走到街心公園，那里是老城區的中心。在長廊下打牌的人們，光著膀子，踩著拖鞋。黃昏時分，街上飄著大排檔、生煎包和烤串的誘人香味。他們忍住口水，空著肚子回家，炒盤土豆絲，或者吃點饅頭咸菜。日子平常得就像空氣，“從沒想過要珍惜”。

他最后悔的便是，“總是欺負弟弟，做完飯后把刷碗的活一股腦丟給他”。

回憶這些最尋常的日子，郜洪輝突然頓住，不再說話。如今，每天5點多起床后，他便出門給家人買早餐。不管多遠，他都要去。

“經歷了那么多，什么事都想得開，除了生死。”他在QQ空間中寫道。

重回校園后，他養了一只烏龜。之所以選擇烏龜，因為它“安靜，好養，能活很久”。

弟弟去世后，他將棋盒擱在病房的窗臺上。在盒子背面，他用力寫下：“我要活下去，不為別的，為我弟弟！”

這個夏天，他終于要擁抱新生活了。

郜洪輝已經等到了錄取通知書。他將QQ頭像改成一個“飛”字，空間背景是一片深藍色天空，一只大鳥昂首展開雙翅。

但安靜下來后，他還是想“過一種穩定的生活”。“不再把傷疤揭開，平平淡淡地上大學、工作，當一個平凡的人。”

（感謝阜陽新聞網李京澤為本文提供幫助）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郭路瑤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7年08月02日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