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已經在多區進行腦健康篩查及管理試點，海淀、西城等5個試點區已有超過30%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進行了癡呆風險篩查。腦健康體檢后，老年人的腦健康要如何管理？誰來指導中重度認知障礙患者的照料者？記者來到學院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探究竟。

記憶測評

不讓病恥感耽誤治療

“最近有丟三落四出門忘帶鑰匙的情況嗎？最近會看到熟人卻叫不出名字嗎？有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情況嗎？不要忽視這些情況，這可能是老年癡呆的早期征兆！”

這是北京市腦健康體檢的測試首頁。作為試點區，海淀區去年有30%的65歲及以上老人接受了這項篩查。事實上早在2018年，該區就在學院路等6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先于全市試點開展了情緒記憶測評。

去年，學院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轄區內5000名65歲及以上老人中，有1600人參與了這項篩查。根據計劃，今年參與篩查的老年人比例將從去年的30%，提高至80%。

“篩查工作的開展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3年多來一直致力于轄區老年人情緒記憶管理工作的學院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精神科副主任醫師陶樹利說，許多老年人對于腦健康的篩查有抵觸情緒，不愿意接受測評，“有的害怕查出問題，被社會、同伴歧視。有的人‘諱疾忌醫’，擔心真的查出病給家里人添麻煩。”有的老年人因為“病恥感”不做篩查耽誤了病情。

家住二里莊社區的孫阿姨今年82歲了，在家庭醫生的鼓勵下老人接受了腦健康篩查。初篩測評過程中，一道“畫鐘實驗”的題目讓平時精明能干的她突然卡殼了，“題目是讓我在空白的鐘表上畫出10點10分的指針，我當時腦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因為答題情況不好，孫阿姨得到了“認知下降”的初篩測評結果，這讓她陷入了深深的焦慮和擔心之中——“我是不是‘傻’了？”家人特意帶她到大醫院看了精神科接受抗焦慮藥物治療。

社區一直緊密關注著孫阿姨的情況，并將她介紹到了陶樹利的診室。陶樹利仔細詢問了老人的情況，并說服她回家調整情緒再來做一遍評估。果然，當孫阿姨放松下來再接受測評時，評估結果達到了正常。

陶樹利說，老年癡呆癥是一種嚴重影響老年人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早發現、早干預，可以有效延緩病情進展，持久維持患者的基本生活能力，保持較好的生活質量。這正是在全市推廣腦健康篩查的重要意義。

在多年的實踐工作中，她發現，老年人因為“病恥感”而放棄篩查、診斷、治療或因此產生情緒問題的情況時有發生，“事實上，衰老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生理自然過程，不是一個不體面的事。因為害怕面對病情，而產生情緒問題或延誤診治時機，才是得不償失。”

干預訓練

與逐漸消逝的記憶爭取時間

做數學題、拼拼圖、硬地滾球……在學院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一間大會議室里，社工正帶領老人開展動手動腦的活動。這是該中心專為輕度認知障礙老人設計的認知訓練。

據介紹，根據這兩年學院路社區進行老年人腦健康篩查情況，有百分之十幾的老年人初篩為陽性結果。“這些老年人是可能存在認知障礙的高風險人群，不能光篩不管。”

學院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中重度認知障礙的老人專門開設了門診，還得到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記憶中心以及北京睦友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大力支持，將最權威的專家請到社區來，為初篩陽性的老年人進行第二次詳細篩查。老人每人進行3小時左右的全面神經心理測試，以明確診斷。北大六院精神科主任醫師、記憶障礙診療與研究中心主任王華麗和她的團隊就經常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坐診。

專家會對確診患者提出具體的診療方案。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會對輕度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提供認知訓練的服務。

“輕度認知障礙介于衰老過程中正常的良性健忘和老年癡呆之間。它的表現是記憶力或其他認知功能進行性減退，但不影響日常生活能力。”專家說，積極識別并及時、盡早介入干預對于延緩輕度認知障礙向中重度認知障礙轉化有著重要作用，“干預訓練就是為‘逐漸消逝的記憶’爭取時間。”

心靈支持

為照護者設立“溫暖課堂”

在中重度認知障礙門診的診室里，來“看病”的往往并不是患者本人，而是照護他們的家屬、子女。有人把老年癡呆比作“偷竊者”。它一點一點地偷走親人、愛人的記憶和“靈魂”，只留下一具陌生的軀體。

為此，學院路社區衛生中心精神科特別設計了為中重度認知障礙老人的照護者開設的護理知識培訓，每期培訓成員固定，每周開課。內容包括如何與患病親人建立有效溝通、如何進行日常生活照護等。“開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幫助他們解決照護過程中的疑難問題。”陶樹利說。

“我爸快90了，平時總是把錢包藏起來，找不到就不停地問我要錢包，有時候還說錢包是我偷的。”張女士60多歲了，自己也患有不少慢性病，老父親這樣的情況讓她疲于應對。在“應對行為問題”的培訓課程中，醫生對張女士的情況進行了“對癥”指導。“您可不能生氣，得順著他的思路思考問題。”醫生安撫張女士，老人的東西并不是被人偷走的，而是被疾病偷走的。面對失能失智的親人要跟他們產生共情，多溝通。

在這個特殊的“培訓班”里，醫生和社工還會要求失智老人的家人們寫下照料者日記，并在課堂上與“同學們”分享。分享的過程，本身就是排遣負面情緒的出口。“這是一種‘朋輩支持’，讓大家彼此不再孤獨，以共同的經歷溫暖彼此疲憊的旅途。”本報記者 孫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