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來，賈立群始終堅守在兒科B超檢查的一線崗位上，接診33萬多名患兒，診斷符合率高，他所出具的B超診斷報告精確，被譽為“賈立群B超”、“B超神探”。確診7萬多例患兒的疑難疾病，挽救了2000多位急危重癥患兒的生命，贏得了患兒和家長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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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接診33萬多名患兒，被譽為“B超神探”；上會關注發展兒科醫學和緩解醫患關系
39年來，賈立群始終堅守在兒科B超檢查的一線崗位上，接診33萬多名患兒，診斷符合率高，他所出具的B超診斷報告精確，被譽為“賈立群B超”、“B超神探”。確診7萬多例患兒的疑難疾病，挽救了2000多位急危重癥患兒的生命，贏得了患兒和家長的高度認可。
為減少患兒等候時間，賈立群帶領團隊加班加點，將預約時間從原先2個月縮短至最少2天；為能多檢查幾名患兒，賈立群常常無法按時吃午飯；為謝絕患兒家長的饋贈，他索性將白大褂兜口縫死，贏得了“縫兜大夫”的美譽。
60歲后主動提出將領導崗位交給年輕人
新京報：你在醫院的第一份工作是從事什么專業？
賈立群：畢業分配時我最想當臨床醫生，同學們也都認為兒內科、兒外科才是救死扶傷第一線。留在兒童醫院后，我被分到放射科，自己多少也有點失落，而且當時放射科條件所限，醫生防護措施并不是很到位，我也有過一些顧慮。
1989年，兒童醫院要成立一個B超室，也就是現在的超聲科，需要選一個學科負責人。醫院領導認為我工作比較積極努力，業務水平大家也都認可，沒跟我商量就直接把我調到B超室。我那時是預備黨員，黨在哪個崗位需要我，我就要在哪個崗位干好工作。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工作最大的價值是什么？
賈立群：很多人都認為影像科、超聲科是輔助科室，但在兒科臨床上對影像、超聲的依賴性很強。患兒有時無法準確描述自己的癥狀感覺，如果我們影像科、超聲科診斷不明確，臨床醫生在處置治療上就會毫無頭緒。
經常夜里被急診叫到醫院的確挺累的，但很多情況下，患兒的疾病能夠通過我的B超檢查得到確診，解決了不少在基層醫院不能明確診斷的疾病。能幫病患擺脫痛苦，就是我工作的價值。
新京報：現在你的身份是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名譽主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賈立群：現在年齡超過60歲了，我主動向黨委提出，將科行政主任交給年輕人，并在管理方面傳幫帶。近幾年我一直在努力培養一支醫德高尚、醫技過硬的接班隊伍。現在我們科室從事B超工作5年以上的年輕醫生，專業技術都很不錯，診斷水平已和我不相上下。
夜里急診一個電話3分鐘到醫院
新京報：聽說你曾經頂著理完一半的頭發去給孩子檢查？
賈立群：那天是個休息日，我正在外理發，突然接到醫院電話，說有一個7歲的男孩肚子特別疼，初步懷疑是闌尾炎，但在別的醫院并沒有檢查出什么結果。多等待一分鐘對患兒家屬而言都十分痛苦，頭發剛理了左半邊我就趕緊回了醫院。
到醫院以后，我用探頭找了半天發現孩子的闌尾并沒有腫脹。結束前就在孩子的整個肚子上多掃查了幾下，突然發現在右上腹有一個包塊，這是典型的腸套疊征象，孩子的肚子疼是由于腸管套在一起而引發的癥狀。如果診斷及時就可以利用空氣灌腸復位治愈，而如果超過24小時沒有能夠明確診斷的話，患兒的腸管就可能壞死。
新京報：為了不讓患兒漏診誤診，多掃幾下是你的習慣嗎？
賈立群：有時臨床判斷的病癥并不一定十分準確，這就需要B超醫生更仔細地全面掃查。比如患兒肚子疼，懷疑急腹癥，我們超聲檢查完以后，如果我們說排除了急腹癥，就要基本能確定孩子沒有急腹癥方面問題。
我那次是“歪打正著”。其實腸套疊在我們超聲科是個常見病，有時候甚至能發現臨床大夫完全沒有想到的問題，全面掃查已經是我們科內每名大夫日常習慣。
新京報：你為了24小時隨叫隨到，就住在了醫院邊上？
賈立群：從1990年到2014年12月，為了白天能有更多的大夫給患兒做檢查，我自己承擔了夜間急診隨叫隨到。所以我就住在醫院旁，出了樓門20米就是醫院，有急診病人的話給我打一個電話，我3分鐘就可以趕到科里。有時一宿得起來十幾次，自己年齡越來越大，確實非常累。2014年底領導要求我必須安排科里醫生值夜班，不能全都自己一個人扛。
新京報：聽說你為多檢查幾個患兒，常常推遲吃午飯？
賈立群：其實我最開始從事B超工作時還是吃午飯的，但也就是吃一袋方便面湊合一下，可每天病人實在太多，上午病人根本做不完，經常是上午的檢查要到下午三四點才能全部完成。
做B超特別是腹部B超需要空腹禁食禁水，等待時間長，對患兒來說也挺痛苦。曾經有一個家長看見我在吃方便面，就有點不高興，說：“我的孩子還餓著肚子，大夫怎么在吃飯。”聽到他這么說我心里還真有點委屈，但也能理解家長的心情。
新京報：在你的帶動下科室有什么變化？
賈立群：現在大家都很齊心協力。每年暑期，我們科室都集體推遲午飯時間。而且我們科室的大夫輕傷不下火線，有的時候大夫一只手打點滴，一只手拿著探頭照樣給患兒做B超。
關注發展兒科醫學和緩解醫患關系
新京報：黨員身份對于你意味著什么？
賈立群：我是1988年入的黨，黨員身份帶給我更多的是責任。幾年前，我們為了縮短患兒B超檢查預約等待時間，就號召科室里的黨員帶頭加班加點，那段時間工作時間是從早6點到晚10點，雖然很辛苦但把積壓的待檢查的病人都突擊完了。這樣一來預約時間就能維持在3天以內，而在非高峰期，我們還可以把預約時間壓縮到2天。
新京報：今年上會重點關注的內容是什么？
賈立群：我今年是初次當選，也是代表北京市醫生群體參會，我又是一名兒科醫生，因此最關注發展兒科醫學和平衡（緩解）醫患關系的問題。
在全國范圍來說兒科醫生和患兒比例差距比較大。過去很多醫學院校的畢業生不愿意當兒科醫生，更不愿意干兒科超聲工作。導致我們科室醫生的數量始終與醫院規模不相稱，目前每天最多也就是12人能夠頂班，而高峰期腹部B超的檢查紀錄是1033名患兒，醫生和病人的比例一直不成正比。
另外就是希望能想辦法緩和醫患關系。雙方都應互相理解，醫患之間缺乏信任，比如本來醫生可以嘗試風險很大的手術，但由于擔心害怕糾紛，顧慮重重，甚至顧及能否保證人身安全，這樣無論是對醫學科學研究發展，還是對患者來說，都弊大于利。
■ 對話人物
賈立群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名譽主任、十九大代表
聲音
我現在特別注重對年輕醫生的培養，正在逐步把自己多年積攢下來的經驗、“絕招”毫無保留地教給他們。現在兒童醫院超聲科也不只是有“賈立群B超”，我們有一個優秀的賈立群式的B超團隊，況且我自己一個人每天最多也就檢查六十多個患兒，但把整個團隊調動起來，就能解決更多病人的需求。
——賈立群
新京報記者裴劍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