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進入老年階段的青少年，對自己的養老經濟來源更為擔憂。”日前，在一場線上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邱月提出這個判斷。
在邱月開展的一項調查中，2018年有七成中國居民對未來的養老經濟來源表示擔憂，其中擔憂程度比較高的集中在30-59歲，而60歲以上人群的擔憂程度相對低一點。“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大家對于未來養老的經濟保障或者是經濟來源，可能擔憂的程度要比現在更高一些。”她說。
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關心養老問題，許多調查數據都能支撐這一論斷。2017年，中青輿情監測室、中青華云大數據曾在微博平臺開展隨機調查，發現在各個年齡段中，90后是最關注養老問題的群體。
在上述由南都觀察主辦的“2020年度對話”線上研討會上，多位專家談到，人口拐點已臨近，老齡化壓力加劇，應對老年經濟是當務之急。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2.54億，占總人口比例18.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76億人，占比12.6%。相較于2018年年底，老年人口增加約439萬。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達到了196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有學者判斷，若生育率走低趨勢難以根本扭轉，我國人口總量將在“十四五”期間向峰值趨近，人口拐點即將到來。
近年來，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可謂“未富先老”。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老年人口比重達到中國當前水平時，人均GDP普遍達到2.4萬-3萬美元，而中國當前約為1萬美元。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把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過程稱為“壓縮型”進程。根據他的研究，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之后，歷經近200年才達到60歲老年人口比例首次超過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的拐點，而中國在2018年左右就迎來了這個拐點。更重要的是，中國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也在達到75%的最高點之后，近幾年呈現下滑趨勢。
“這種勞動力結構迅速由高降低的變化，不利于中國整個實力的增強。”李建新說，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老齡化往往也會降低技術創新的活力，中國可能同時失去對低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的競爭優勢。
在李建新看來，我們為養老經濟所做的準備還遠遠不夠，這不僅體現在財富上“未富先老”，而且制度層面也不健全，“未全先老”；新的養老觀念在全社會還未樹立起來，可以說“未立先老”。他提醒，人口變量“牽一發而動全身”，當前“危機已經到來，刻不容緩”。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包括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同時發展老齡產業和服務。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指出，年輕人對養老問題更加擔憂和焦慮，說明全社會都有了養老觀念，都在為將來的養老問題做準備，而“很多家庭的焦慮實際上來自手里的資金縮水”。
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老齡化帶來的最大挑戰都是老年人的健康風險，這進一步放大了許多家庭對資金縮水的焦慮。世界銀行曾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將使得慢性病負擔增長40%。
邱月參與的多項調研結果顯示，2019年有高達75%的老年人患有多種疾病；有40%的老年人認為醫療支出是當前家庭消費支出中壓力最大的項目。
此外，她和研究團隊結合醫療衛生數據、疾病負擔情況、疾病模式等情況，開展了一項對未來10年老年人醫療費用的預測研究，發現2020年-2030年，我國老年人醫療費用增幅約為157%，同時，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在全人群醫療費用中的占比穩步上升，到2030年可能將占到近50%，比同期全人群醫療費用的增速更快，“也就是說，會花更多的錢來應對醫療的需求”。
養老焦慮的背后，既有醫療健康開支增多的擔憂，也有收入保障不足的擔心。目前，大多數中國居民的養老選擇還是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
邱月表示，退休金和兒女贍養依然是養老經濟保障的主要來源，投資理財等財產性收入的占比仍然比較低，混合收入模式還有待完善。近幾年的調查發現，依靠自己退休金養老的老年人有將近40%，依托兒女或者親屬贍養的大約有28%。
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是養老保險的“三大支柱”。近年來，國家財政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投入在逐年擴大，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也一直維持上漲趨勢，但收支差距隨著年份推移有縮小的趨勢。根據邱月的研究，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支付月數已經從2012年的18個月，降低到了2017年的13.8個月，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在未來依舊面臨沉重的壓力。
邱月建議，可以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延遲退休政策，鼓勵老年人再就業和社會參與，實現代際互助與融合；其次，提高養老金“第一支柱”的可持續性，包括收入水平、繳費基數的真實足額等；并且鼓勵“第二、第三支柱”的發展，來為第一支柱分流減壓，尤其是“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目前，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很少參與企業年金，社會整體參與率比較低，規模也相對比較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老年人的養老和生活需求對經濟增長也會起到支持作用，但老年經濟必須首先解決資金來源的問題，“只有老年人有錢消費，才能起到（這樣的）支持作用”。
作為國民經濟與公共政策的研究者，王小魯認為養老保險捉襟見肘、養老保障水平較低的一個原因是，還有很多人群沒有參保，特別是大量農民工沒有被納入到保障體系中，而過去大量財政資金都用在公共設施建設上，對公共服務方面和社會保障的投入偏低。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財政體系、政府支出體系需要轉型的任務。”在他看來，目前公共服務領域對老年人的服務仍然有一些缺失，應該更多地推進制度和政策轉變，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為人口拐點的到來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