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陪診要提前摸清醫院各個科室在幾樓、衛生間在哪、檢查在哪做，讓客戶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升就診效率，還需要給客戶提供一定的醫療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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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線上下單請一個陌生人陪自己或親人去醫院就診嗎？
“我們的客戶主要有這樣幾類：不能及時陪伴生病父母就診的子女，孩子生病卻因工作脫不開身的年輕父母，一個人去醫院手術無人陪伴的獨居青年……現在每天都有1-2單。”一年前，90后何依妍還是陜西省西安市某三甲醫院的一名護士，因看好陪診員這一新興職業的發展前景，便辭職做了全職陪診員，“公司在全國有近1000名兼職陪診員，以擁有醫院工作經驗或醫學背景的90后居多。”
作為新興職業的一種，職業陪診員為何受到年輕人的青睞？行業服務規范如何？是否人人都可勝任？近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針對這些問題采訪了杭州、西安、濟南、海口等地的青年職業陪診員。
從兼職陪診到創業
“一周平均有2-3單，陪診半天收費200-300元，全天400-500元。”90后蔣丹兼職做職業陪診員已近半年。大學畢業后，她就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醫藥公司做醫藥銷售，經常出入市內各大醫院。
“常常看到獨自就診的老年人操作不好醫院智能化設備，最簡單的掛號、取號都弄不明白，當時想著有專人來幫助他們就好了。”蔣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真正決定做職業陪診員是因為父親生病，而在哺乳期的她無法時刻陪伴就醫。“當時就在網上搜了一下，發現真的有陪診員這個職業，就和幾個朋友商量著一起去做這個事。”
在正式做職業陪診員前，蔣丹還咨詢了一些三甲醫院的醫生。她說：“許多醫生很希望有這樣一個群體處于醫院與家屬、醫生與患者之間，調和、解決雙方需求。”
蔣丹解釋道，由于病人量大，醫生接待每一個病人的門診時間是有限的，一些病患可能誤解醫生態度不好或是短時間內病患描述病情不到位沒完全理解醫囑，從而導致醫患矛盾產生，“我們不僅可以幫助患者在短時間內問清病情和治療方案，也可以幫助醫患促進相互理解”。
今年2月底，蔣丹和朋友們還拿到了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經營范圍包括“病人陪護服務”，下一步她們將招聘IT專業大學生加入，開發線上下單的微信小程序。
同為90后的李彩萬將職業陪診員作為創業新選擇。原先，李彩萬是海南省海口市一家保險公司的理賠專員，常年與醫院打交道的她也發現了老年人看病難、無人陪伴就醫的現實需求。
“我覺得自己到了創業的年紀了。”2021年3月，李彩萬正式成為一名靈活就業者，從最開始線下發傳單到轉戰短視頻推廣，從接單陪診到線上陪診培訓，從只接海口市訂單到與其他省市的職業陪診員“抱團取暖”，李彩萬的創業路越拓越寬，招收學員近100人。“我目前的團隊中有待業的寶媽、大學生、外賣跑腿員，大多是兼職，陪診半天與全天的收費分別是150元、250元。”
和李彩萬一樣，鄭剛每天的生活除了陪診外，就是拍攝短視頻或直播介紹陪診員職業。在將職業陪診員作為創業方向前，鄭剛在山東省齊魯醫院旁經營一家日用品商店。
“看到太多異地就診的病患看病成本太大，路費、住宿費、餐費都是不小的開支，一人生病全家請假陪診的也有。年輕人找我們陪診多半是一個人在外工作，不愿讓親人擔心，也不愿麻煩朋友同事。”2019年，鄭剛因腦部腫瘤住院了40多天，也正是這次生病讓他發現，就醫流程的繁雜及獨自就診的壓力，于是他開始研究短視頻，推廣接單，還研發了微信小程序，上線排隊掛號、代取結果、代辦跑腿、病案到家、代問診等服務。
“職業陪診員只是不斷涌現的眾多新職業之一，針對人們看病求醫的痛點，利用自身的專業技術、體力和時間，在提供服務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增加了收入。”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就業創業研究室主任張麗賓表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新興職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輕人在求職就業方面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大膽的創新創業精神及積極服務社會就業創業的意識，“這與傳統的職業觀是不同的”。
陪診員不只是“跑腿”
“今早我陪一位腹部疼痛的90后年輕人去醫院就診，從診前注意事項提示、準備防疫包、小板凳、毛毯，到門診取號、就診、預約檢查、取檢查結果，客戶不需要跑一步，我們全程負責。”在李彩萬看來，職業陪診員屬于生活服務類陪診，相當于醫院門診的“跑腿”，“要提前摸清醫院各個科室在幾樓、衛生間在哪、檢查在哪做，讓客戶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升就診效率。”
對此，優享陪診App創始人盧定認為，職業陪診員不僅僅只是“跑腿”，代替家屬陪診，“更需要給客戶提供一定的醫療專業服務。”
盧定原本是一家企業的軟件開發師。2020年年初，因看到職業陪診巨大的市場需求，便和朋友創業，在不斷的市場調研和實際陪診服務中，將診前取號、代辦問診、送取結果、代辦買藥、全程陪診等病患就診需求研發成App、小程序、派單系統等整套互聯網產品。
“不論是何依妍這樣的全職陪診員，還是各地招募的兼職陪診員，我們都嚴格要求必須是有專業醫療背景、學歷大專以上、2-3年的醫學相關工作經驗，并提供3個月內的體檢證明。”盧定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陪診過程中，他發現患者及其家屬對陪診員的專業性要求很高，“想從我們這得到相對專業的醫療服務，例如基本了解各個醫院、醫生的專長，各種病情的治療注意事項，陪診時將病情快速準確地向醫生描述清楚，再將醫囑和治療方案反饋給家屬”。
蔣丹及其團隊成員有著相應的醫院工作經驗，她也認為職業陪診員的門檻并不低。在她看來，病患及其家屬除了想知道醫院附近哪個酒店性價比高，哪里吃飯、停車方便外，也更想了解就診前后的注意事項，“例如癌癥有很多種，我們每次都會進行案例復盤，把各類癌癥病情整理匯總；再如一些年輕人做無痛胃腸鏡，我們得提前了解麻醉治療前后的就醫流程及若出現惡心、嘔吐、眩暈時，應如何照顧。”
“看著簡單，幾小時就能掙個幾百元，好像人人都能陪診，但我手把手教了半年才真正帶出一個能直接上手的徒弟。職業陪診員是服務行業中的一種，沒有一套專業化的服務流程是不長久的。”鄭剛坦言做陪診員以來，他和團隊成員還是入不敷出，“有些個人陪診員為了流量，制作幾個短視頻，做一陣子陪診就開始帶貨了，這對消費者是不負責任的，也不利于行業發展”。
對此，BOSS直聘資深職位分析師單恭認為，陪診員是一項專業性很高的工作，陪診員需要掌握一定醫學急救知識、心理學知識。他認為，像何依妍這樣的三甲醫院醫生、護士等專業人士加入，既能發揮醫學專業優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補目前職業陪診員的“專業”缺失。
職業準入門檻尚不明確
“陪診需求就像打車需求一樣，是長期存在的，我們創業團隊是要打造一款像頭部的打車軟件App一樣的互聯網產品。”經過兩年多的探索，盧定也發現陪診行業存在諸多不規范現象，“全國各地陪診員逐漸多了起來，單我們一家在全國已有近1000名兼職陪診員。但還沒有出現一個行業標桿，對陪診員崗前培訓、執業管理也沒有統一標準”。
“我們咨詢了相關律師后，制定了風險告知書，在用戶下單時供其查閱。為了規避風險，我們不提供接送患者服務，要求家屬提供兩位緊急聯系人電話和身份信息，重癥及70歲以上老人要求必須家屬陪同。”蔣丹認為，陪診若發展為一個行業，必須建立一套專業化、規范化的服務流程，可以參考護工執業的發展模式，最終與醫院形成共建。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除陪診員管理規范缺失外，在陪診過程中若患者發生意外，風險責任劃分也不明確。一些陪診員提供代問診服務時，患者需將身份證等資料郵寄給陪診員，患者病情信息保密、身份證資料不作他用等，基本靠陪診員的個人道德約束。此外，一些年輕人盲目加入陪診行業也易滋生惡性競爭，甚至過去的號販子、醫托等，也可能換上陪診員的馬甲，利用自身優勢獲取不當利益。
“陪診服務收費是依據各地的收入水平而定的，一些陪診員故意打價格戰，擾亂行情。還有一些陪診員承諾可幫患者掛專家號，或‘走后門’提前預約手術等。”李彩萬告訴記者，希望未來能有一個專門的接單、派單陪診平臺，“陪診員無須自己做推廣，這樣可以有更多時間專注于如何提升服務力。”
對此，單恭表示新事物發展初期由于缺乏行業制度規范和準入標準，難免會造成一段時間內從業者魚龍混雜。他認為，職業陪診員的任職標準、收費標準、服務標準、監管部門等基礎問題需盡快解決，“只有市場發展、政策引導‘兩只手’推動陪診員規范化發展，才能更好發揮其社會價值”。
記者注意到，《“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將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也納入規劃，提出要實現付費可享有、價格可承受、質量有保障、安全有監管。不少陪診員接受采訪時都表示，期待融合醫療和服務的職業陪診行業，能被劃為非基本公共服務行列，更加規范化、專業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