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醫學高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對健康的認知已超越“無病即健康”的傳統定義。世界衛生組織明確，健康是“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的完好狀態”。這一界定背后，暗含著對疾病成因復雜性的深刻認知——一個人生病，絕非單純的體質衰退或器官病變，而是社會環境、心理狀態、遺傳背景與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這一共識推動了醫學模式的根本性轉變。傳統生物醫學模式以“疾病”為核心，聚焦于人的生理指標異常和器官功能的修復，卻往往忽視了患者作為“人”的情感需求與社會屬性。隨著醫學認知的深化，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應運而生，它要求醫學服務從“以疾病為中心”轉向“以患者為中心”——患者對健康服務的需求，也從“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基礎層面，升級為對就醫體驗、情感關懷與人文尊重的更高追求。這意味著，醫生的職責不再是單純的“治病”，而是要成為患者健康的“全周期守護者”。

醫學從來都不是冰冷的技術集合，而是兼具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特殊學科。價值理性是醫學的靈魂，承載著“救死扶傷、解除人類痛苦、維護患者尊嚴”的初心——從古代醫者“懸壺濟世”的誓言，到現代醫學倫理中“不傷害、有利、尊重、公正”的原則，這份對生命的敬畏與關懷，始終是醫學發展的核心動力。工具理性則是醫學的骨架，體現為診斷技術、治療方法與藥物研發的不斷突破：從顯微鏡的發明讓人類看清微生物，到CT、核磁共振等影像技術實現“透視”人體，從抗生素的誕生攻克感染難題，到靶向藥物、免疫治療為癌癥患者帶來希望，醫學技術的進步一次次提升了人類對抗疾病的能力。

然而，在工具理性不斷強化的過程中，醫學也逐漸面臨著“失溫”的困境。為了追求診斷的精準性，學科分科日益精細。高度專業化的分工，雖能讓醫生在特定領域深耕細作，卻也可能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甚至出現“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窘境。更值得警惕的是，醫患關系正逐漸異化為“人與機器”的關系。醫學技術的進步讓治療能力極大提升，但患者對關愛的渴求、對醫學人文精神回歸的期待，卻從未改變。

如何讓醫學人文精神真正落地，讓人民群眾在就醫過程中切實感受到溫暖與尊重？核心是通過“敘事能力”——即醫生傾聽、理解患者疾病故事，并將其整合到診療決策中的能力——搭建醫患溝通的橋梁。從北京市屬醫院近年來的實踐來看，敘事醫學的價值已得到充分印證：不僅能幫助醫生更全面地掌握病情，制定更貼合患者需求的治療方案，從而有效促進醫患關系和諧；同時也能讓醫生在傾聽患者故事的過程中，感受到自身工作的價值與意義，緩解職業倦怠，進而關照醫護群體自身的身心健康。

手術刀、藥物和語言，是醫生幫助患者解除病痛的三件核心法寶。前兩者作為技術工具，有著明確的專業標準與操作規范，而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其使用卻存在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背后正是敘事能力的體現。

事實上，語言不僅是傳遞信息的載體，更是診斷的重要工具與治療的開端。當患者走進診室，醫生說的第一句話、做出的第一個傾聽動作，就已開啟了治療進程——從這個角度而言，醫生面對患者時開出的“第一味藥”，往往就是話語。一句充滿共情的問候，能緩解患者的緊張情緒；一個專注的傾聽姿態，能讓患者感受到被尊重；一次將專業病名轉化為患者易懂的生命故事的解釋，能幫助患者更好地理解病情——這些“語言治療”的效果，有時甚至堪比一劑良方。而敘事醫學所倡導的，正是被生物醫學模式一度遺忘的“問所苦”的溝通藝術，并將這種傾聽與理解重新置于診療的重要地位。

盡管敘事醫學的概念源于西方，是個“舶來品”，但我國源遠流長的傳統醫學文化，早已為其踐行奠定了深厚的土壤。在中醫理論體系中，“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始終，而《黃帝內經·素問》中“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余緒”，更是將“關注患者整體”的思想具象化，堪稱傳統醫學中敘事元素的經典闡釋。

“必知終始”要求醫生必須了解疾病的全過程——不僅要知道患者當前的癥狀，還要追溯發病的誘因、病情的變化、既往的治療經歷；“有知余緒”則強調要掌握疾病之外的“余情”——患者的情緒波動、家庭關系、社會壓力等，這些看似與疾病無關的因素，卻可能成為影響病情的關鍵變量。這一論述，本質上是要求醫生超越對“病”的單一關注，轉向對“人”的全面關懷——關注患者的“終始”與“余緒”，實則就是關注疾病背后的生命故事背景與情緒脈絡。。

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傳統中醫的“問診”，還是現代醫學倡導的敘事醫學，其核心邏輯高度契合——一次完整的診病過程，從來都不是醫生單方面的診斷與治療，而是醫患雙方共同參與、共同構建疾病敘事的過程。這種醫患之間的深度互動，不僅能提升治療效果，更能讓醫學重新找回應有的溫度——而這，正是敘事醫學的核心價值，也是醫學人文精神落地的生動實踐。

（作者為北京市衛生健康委二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