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常務副院長、教育部中醫內科學（北京中醫藥大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商洪才深耕中醫藥領域20余載，從傳統中醫藥到循證中醫藥，再到“數智中醫藥”，潛心研究中醫藥臨床療效評價創新方法和技術，走出了一條中醫藥循證研究自主創新之路。
中西醫趨于互補相通融合
商洪才表示，經過幾千年實踐積累，中醫藥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理論體系，“很多中醫方子非常有效，在臨床得到了充分驗證，但還無法用科學證據完全說清楚‘為什么’。患者經過治療感覺好多了，但可能相關指標還體現不出來。”
商洪才介紹，中醫強調整體觀念和辨證施治，遵循“系統論”，把人體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體各部分相互聯系，進一步把人與自然界也視為一個整體，將健康、病痛與氣候、季節、地理環境等聯系起來，強調“形神一體”“天人合一”，即人體內部、人與自然都要和諧統一，“例如秋天干燥，中醫認為燥邪旺盛，容易傷肺，有些人秋季就容易犯咳喘，在治療上就要采用清燥潤肺的方法。民間老百姓喜歡在秋天煮梨湯、燉百合，也是遵循了秋季‘養肺氣、滋肺陰’的中醫養生之道。”
相比之下，西醫更多的是從“還原論”的視角去思考問題。西醫研究人體是從解剖學出發，把完整的人體拆分為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原子等，把局部從整體中拆分出來進行研究。“如今，西醫越來越強調整體觀，越來越多的醫院采取MDT（多學科聯合診療）模式。中醫也越來越重視證據，強調用更多的數據來支撐臨床決策。”商洪才說，中醫和西醫越來越趨于互補、相通、融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真正實現中西醫融合的新型醫學診療模式。”
“隨著新一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中醫藥里許多過去說不明白的地方逐漸會被闡釋清楚。”在商洪才看來，關鍵是要建立既符合中醫藥特點、又受到國際普遍認可的研究方法，科學客觀地呈現中醫藥特色優勢及療效證據。為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循證醫學。
循證醫學的概念于20世紀90年代被首次提出，很快獲得了廣泛關注與認可。90年代后期，循證醫學被引入我國中醫藥領域。當時，在臨床工作了5年的商洪才深感有許多疑難病癥亟待尋求破解，于是選擇繼續攻讀研究生，并對循證醫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導師的支持下，商洪才到中國循證醫學的發源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中國循證醫學中心接受方法學培訓，后來成為中醫藥界第一個循證醫學博士后。
為中醫藥量身定制循證方法
循證醫學，即遵循證據的醫學，醫療決策不再單純依賴醫生的經驗，而是以臨床研究證據為依據。
在循證醫學的證據分級體系中，說服力較強的是群體化隨機對照試驗證據，研究者們抓住這一核心方法進行深入探索。“舉個例子，針刺治療慢性疼痛效果好，那我們可以設計一個隨機對照試驗來驗證它的療效。比如一組用針刺法治療，一組不用這個方法。一個療程以后我們對比患者的疼痛改善程度，這就是循證之路。”商洪才說，當證據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總結出規律，在規律的基礎上，就能形成可以標準化的內容。
循證醫學畢竟是舶來品，中醫藥能否完全借鑒？“我們在推進中醫藥循證研究的實踐中發現，單純用一些標準化方法作為評價標準，有時候很難表達出中醫藥的療效。”商洪才說，循證醫學被引入中醫藥領域之初，學界就提出了“一學二用三質疑”的觀點。也就是說，中醫藥需要借鑒循證醫學，但不能照搬，要根據中醫藥自身特點予以改進，構建出既凸顯中醫藥優勢、遵循中醫藥規律，又符合循證規范的方法學體系。
傳統中醫藥講究針對個體辨證施治，而循證醫學主要針對患者群體或人群。為了讓兩者實現良好對接，商洪才帶領團隊經過反復打磨，確定了以群體個體證據融合為特色的“產證—辨證—用證—驗證”的整體思路，并不斷對其進行完善，“醫學問題的深入研究需要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結合，只有從個體走向群體，再從群體回到個體，不斷反復論證，才能去偽存真。”
首先，從規范產證入手，商洪才團隊建立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注冊平臺，集系統評價、臨床試驗、臨床指南及核心指標注冊于一體，嚴把入口關，為中醫藥高質量臨床研究設計、實施、報告提供關鍵支撐。在建立產證規范技術體系的基礎上，結合中醫個體精準診療特色內核，融合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關鍵算法，商洪才帶領團隊創建了循證目標成就評量、中醫藥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設計、中醫核心證候指標集、醫患共建平行病歷等適合評價中醫臨床療效的系列循證方法與關鍵技術。此外，他們還自主研制了中醫循證病例報告等智能化系統，實現證據的高效轉化和應用，用于輔助中醫臨床診療。
從規范產證、精準辨證、高效用證到智能驗證，中醫藥循證研究“四證”方法學體系覆蓋了中醫藥高質量證據從產生到應用的全鏈條，推動了中醫辨治診療實踐與循證決策模式的融合，進一步提升了中醫藥傳承創新能力。最終，這項成果榮獲2020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數智融合加速中醫藥創新發展
一套研究思路能夠落地、由想法變成現實并不容易，尤其是開拓性研究。對此，商洪才和團隊深有感觸。
“做本土的研究，就要不斷思考，瞄準中醫藥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去創新方法，一旦有想法就大膽探索嘗試。一開始，你要做的事情可能不被認可和理解。但只要目標堅定，方法總比困難多。”商洪才說，他最在意的是科研成果能不能落地轉化為臨床實際生產力，“到底能不能行，先做出來看效果”。
在“四證”方法學的支持下，商洪才帶領團隊與國內中西醫同行合作，組織開展了中藥血必凈注射劑治療重癥社區獲得性肺炎的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臨床試驗。該試驗嚴謹設計、國際注冊、嚴格實施、規范報告，從終點評價角度客觀呈現了中醫藥的療效優勢，研究論文發表在國際重癥醫學領域頂級期刊。
這項研究表明，聯合應用血必凈注射液可使重癥肺炎病死率下降8.8%，肺炎嚴重指數改善率提高14.4%。正是由于獲得了經得起推敲的高質量臨床證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血必凈注射液被迅速用到抗疫前線，參與挽救危重患者的生命。
近年來，“四證”方法被廣泛應用于中醫藥科研、臨床及產業轉化，促進了中醫藥研究與實踐向規范、精準、高效發展，也為中醫人爭取中醫藥循證研究標準和體系建立的主導權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發展，在“四證”方法學的基礎上，商洪才帶領團隊進一步提出，中醫藥要走數智化發展道路，通過多維度、實時采集可靠數據以及模型迭代、算法優化，實現復雜系統構建，從而智能化、精準化地執行相應任務，最終實現“數據筑基，智慧引航”的數智中醫發展愿景。
“數智中醫藥首先是數字化，然后是智能化，再后是智慧化，最終服務于中醫現代化發展。”商洪才介紹，“十四五”期間，他帶領團隊承擔了一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廣義望診多維信息采集與智能處理技術的數智中醫診療研究”，將著重研發數智中醫廣義望診裝備多維感知、融合分析及評價決策技術體系，解決中醫智能化望診裝備臨床診療落地難題，以高效服務基層并滿足健康需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系統能夠幫助基層醫生，讓他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從而提升基層中醫診療服務水平。”
今年5月，商洪才榮獲第三屆全國創新爭先獎。“這是對我個人及團隊這些年工作的肯定，也激勵我們未來以‘四個面向’為指引，努力以方法創新突破中醫藥傳承發展的瓶頸問題。”商洪才說，當前，中醫藥發展迎來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時機，有志于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青年人生逢其時，中醫藥事業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有更多交叉學科人才的加入，“青年人要有敢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錨定一個領域后持續深耕，努力做出更多服務人民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