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世寧（北醫三院ICU副主任醫師）

我曾經參與救治過一名羊水栓塞、大出血的產婦，雖然手術成功了，但大量失血讓她的凝血因子消耗殆盡。緊接著，她發生了可怕的凝血衰竭、腎衰竭、腦水腫，短短半小時內，她又發生了幾次室顫。我必須迅速給她脫水，糾正她的腦水腫，這樣才能降低她的顱內壓，還可以替代她的腎臟，排除此時潴留在她體內的各種毒素、炎癥因子。我要給她做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RRT），但此時如此風險非常大，需要家屬做出決策。

患者的丈夫三十多歲，看打扮是典型的經歷過風雨、走南闖北的生意人。在突如其來的危機下，他簽字的手不停抖著。

巨變和打擊會讓大多數當事人的理性在瞬間崩盤。在新書《命懸一線，我不放手》中，我把這種狀態稱為“理性休克”，把這個時期稱為“理性休克期”。“休克”是個醫學名詞，本意是在各種損害因素的突然打擊下，器官缺血受損、功能異常。“休克”有兩個特點：發生迅速但可逆，如果不能快速糾正，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理性休克”的人很難做出正確的決策。首先，突如其來的打擊會讓人的大腦進入自我防御狀態，思維麻木、遲鈍甚至激越都是常態。其次是人性因素，在生死危機面前，人的理性往往不堪一擊，很容易出現思維窄化、患得患失、盲目冒險、先入為主等決策偏見。最后是每個醫生的溝通能力、每個家屬的接受能力不同，在緊急情況下，一個沒有醫學專業背景的普通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晦澀的專業名詞和救治原理，不可能真正領悟每項選擇的確切意義，以及可能帶來的攸關生死的影響。

正如上述那名產婦的丈夫，幾個小時內他愛人病情發生的巨變讓他手足無措。他不停地說著“我整個人都是蒙的”，意味著他的理性決策能力早已被摧毀。

面對陷入“理性休克”的當事者，作為主治醫生，我必須憑借我的專業經驗，站在相對中立的角度上，協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決策。我對他說，如果她是我的家人，我會選擇做CRRT。接著，我向他講了原因：此時積極治療才有出路，盡管操作具有很大風險，但我會想方設法降低風險，我愿意和他們一起努力。

聽到我的這些話，這個正在被命運暴擊、思緒完全空白了的西北漢子慢慢抬起了頭，說：“我同意！”

CRRT對這名患者的治療效果很理想，她的血壓、心率越來越穩定，隨著脫水，她的腦水腫在減輕，她沒有發生可怕的腦疝，也沒有再發生室顫和其他類型的心律失常。第二天早上，我停了她的鎮靜藥，很快她就能自主睜眼并可以正確配合做指令性動作了。又過了幾天，她順利地轉出了ICU。

很多人說，這個病例的搶救過程太精彩了，在危機面前、在驚心動魄的意外面前，醫生們處變不驚、沉著應對，著實令人佩服。但通過這個病例，我更想談一談共同決策的重要性。所謂“共同決策”，就是面臨疾病危機，醫生、患者相互配合，各自發揮優勢，共同承擔風險，做出盡可能正確的決策。

首先，共同決策不是把問題“甩”給患者及其家屬，而是由醫生提出具有一定傾向性的建議供他們選擇。

如果是糖尿病、高血脂這樣的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屬往往有足夠的時間思考，且在治療過程中有機會對他們所選的治療方案做出調整，不會因為選擇錯誤而對結局帶來巨大影響。但在攸關患者生死、患者及其家屬進入“理性休克期”的緊急情況下，過度強調患方的自主選擇權，把關乎生死的決策完全交給他們并不明智。

其次，提供傾向性的建議不是要剝奪患者的自主決策權，而是共同決策中尤為關鍵的一環。優秀的醫生會清楚一個關鍵性問題——醫生不是治療的主體，一切應該以患者的需要為重。經常有朋友給我打電話、發信息，讓我為他們的治療選擇提供建議，在他們眼里，我幫助決策比他們自己摸黑走路更踏實。而我在審慎地分析病情、權衡利弊并根據我的專業理解提出建議后，也一定會強調，最終選擇還在于患者及其家屬。

最后，提供傾向性的建議不會增加醫患糾紛的發生風險，反而可以提升患者滿意度。

有人可能會擔心：在現在的醫療環境下，遇到醫患互不信任的情況，醫生給出傾向性的建議會不會增加醫患糾紛的發生風險？對，風險確實存在。但在我看來，和把所有決策問題都“甩”給他們相比，大多數患者和家屬更希望醫生協助拿主意。

一項調查研究表明，64%的人表示，如果自己得了癌癥，希望可以自己選擇治療方式；但在真正得了癌癥的人中，只有12%希望由自己做決定。這項調查數據說的還是癌癥這種慢性病，在面對急、危重病時，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希望醫生給出傾向性的建議。很多時候，治療決策并無絕對的對與錯，權利的另一面是責任，醫生給出傾向性的建議，也就意味著為患者及其家屬分擔一部分決策責任。

我相信，絕大多數患者及其家屬能夠感受到醫生的努力、真誠和善意。這會提升他們的滿意度，從而降低糾紛發生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