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過抑郁 從康復者到陪伴者
“個人只有通過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jīng)歷并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huán)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白他自己的生活機遇。”王輝喜歡引用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這句名言，他是一名抑郁癥陪伴者，同時也是一名抑郁癥康復者，通過“陪伴者計劃”王輝開始理解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者計劃”是中國抑郁癥互助社區(qū)“渡過”從2018年開始推出的治療和康復的項目，通過讓抑郁癥康復者為患者及其家屬提供陪伴服務，用他們患病感悟來理解患者，為他們提供支持，制造出更有利于病情康復的生活環(huán)境，并用他們的經(jīng)驗和教訓幫助患者及家屬少走彎路。
陪伴
停不下來的“過山車”
王輝是一位陪伴者，這也就意味著他曾經(jīng)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
2014年大三時，王輝變得拖拉起來，每天不想起床，不想上課，老師布置的實驗作業(yè)也不想做。好不容易辦完學校出國交換生手續(xù)，在異國風情之下，沒有朋友，語言不通，他開始變得更煩躁。
這種煩躁體現(xiàn)在他身上是兩個極端，這周他可能意志消沉，只想賴在床上，連去吃飯都覺得沒有興趣，而下周他可能就一個鷂子翻身地從床上起來，四處奔走，泡吧逛街，瘋狂地刷信用卡購物。王輝形容自己的狀態(tài)是“過山車”，一開始中間還有幾天平穩(wěn)的過渡，后來干脆就變成了一天一個樣。
班主任老師推薦他去找心理老師，心理老師判斷他是雙相情感障礙，讓他去醫(yī)院仔細檢查。
“你這個是病，要吃一輩子的藥。”在北京安定醫(yī)院，醫(yī)生的診斷讓王輝反感，他心里想：“我沒病。”
沒有治療，王輝的情況依然糟糕。學校老師從安全角度出發(fā)，讓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看到焦急的父母，王輝更加痛苦。他很愧疚，覺得自己不能立足社會，還要給父母帶來麻煩。盡管父母試圖找他談話，但他一句也不想聽。最后還是住院治療才略有好轉。
病癥一直困擾著畢業(yè)后的王輝，雙相障礙的他只能在狀態(tài)好時工作，只能兼職幫人處理一些文章和書稿的編輯工作。在編書稿的過程中，王輝學到了很多小說以外的東西。“我發(fā)現(xiàn)一部作品其實不是一拿出來就是成品，可以不斷地修改。比如那個作者，他寫得很好，但錯別字很多。”王輝意識到，世上并沒有十全十美，自己也沒必要追求完美。
在這期間，王輝加入了關心抑郁癥患者的公益機構，認識了抑郁互助康復社區(qū)“渡過”的張進老師。
過來人的陪伴，“連接”與“退出”
2018年6月，張進發(fā)起“陪伴者計劃”，這是他自己患抑郁癥后的第7年。在張進患病的過程中，媒體人出身的他將自己的患病經(jīng)歷寫成了書稿出版，陸陸續(xù)續(xù)有很多患者和家屬找到他，他們在交流中發(fā)現(xiàn)精神疾病非常復雜，而且治療并沒有標準化流程。結合自己在治療中走過很多彎路，張進感慨，如果當初有個過來人指點自己一下，該有多好。
隨著病況好轉，張進開始反思自己從患病到治病的經(jīng)歷，他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的治療體系存在不足。目前中國的精神疾病治療主要是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和心理咨詢系統(tǒng)——即精神科醫(yī)生和心理咨詢師，但他們都有各自的局限，共同的缺憾是，他們都無法為患者提供全程的幫助。
于是，“陪伴者計劃”誕生了。張進希望那些心理疾病康復者能夠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患者身邊，與精神科醫(yī)生、心理咨詢師一起，組成一個三位一體的治療方式，打通“生物（醫(yī)療）-心理（咨詢）-社會（陪伴）”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對患者給予全程指導、陪伴和撫慰。
張進看過王輝的情況，認為他可以成為“陪伴者”。每一個“陪伴者”，都由專業(yè)人士進行評估，有一些陪伴者會先在“渡過”的社群里做一段時間的管理員，待通過考查后才能轉正。
從2018年開始，王輝以“陪伴者”的身份，陪伴了近百人。其中多數(shù)是青少年，其中還有的人跟王輝一樣，也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陪伴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線下交流的，有打電話或者視頻的，有在微信上文字聊天的。王輝發(fā)現(xiàn)，求助者有很多都是家長，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我孩子得了抑郁癥，怎么辦？”
作為曾經(jīng)的抑郁癥患者，王輝現(xiàn)在可以很理解這些患者家長，他告訴家長們，孩子選擇不見你、不跟你說話，并不是他討厭或者恨你，其實他也很難受，很內疚，他們會覺得“我作為兒女讓父母承受了這么多痛苦，我不配活著”，所以他們才把自己關起來。
作為陪伴者，王輝的一個任務就是為患者和家長建立更多的連接，然后再慢慢退出來。因為陪伴者很難一輩子陪在患者身邊，但父母卻能夠這樣做。“我覺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王輝曾經(jīng)接到過一個來自江西的求助者，對方是一名邊緣型人格的男生，平時有經(jīng)常性的自傷行為，一旦有情緒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用刀子割傷自己。對于這位求助者，王輝陪著他聊天，陪他一起打游戲，那些二次元的東西，王輝也一知半解。雖然王輝自己覺得，這種聊天頗有些“尬聊”，并沒有多么親近，但從那個男生的反應來看，有人陪著他玩游戲聊天，有人能夠聽他講講自己的經(jīng)歷故事，就已經(jīng)很滿足了。
在這個過程中，王輝也幫助男生與他的媽媽建立起更多的聯(lián)系，他會跟男生說，有些問題你可以去問問你爸爸媽媽，他們能夠幫你解決。通過這種引導，男生與媽媽的關系開始親近起來，經(jīng)過王輝半年多的陪伴，男生都沒有再出現(xiàn)自傷行為。
理解
陪伴者的真正困擾，是失落
“陪伴者計劃”的任務原則是案主自決，這一點類似于社工，且不是純粹的公益活動，陪伴者是按照時間來向求助者收費的，收費的價格很低，即便是等級最高的陪伴者，一個小時也只需要200元。
對此，張進解釋，收費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求助者來說，付費的才會珍惜，才不會隨意消遣陪伴者。另一方面陪伴者花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幫助求助者，理應獲得報酬，雖然報酬不高，但這對陪伴者來說是一種認可，同時由于陪伴者多是心理疾病康復者，他們也需要社會認同，獲得報酬能夠更好地幫助他們回歸社會。
事實上，陪伴者或多或少都能夠從“陪伴者計劃”中獲得心靈上的收獲。王輝發(fā)現(xiàn)，不斷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并沒有因此而影響自己的情緒。他覺得有人能夠聽他講自己的故事，能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別人重視，對別人有幫助，這其實對自己是一種療愈。
當然，由于陪伴者本身就是抑郁癥康復者，不斷地提及自己患病的過往，也會導致個別陪伴者出現(xiàn)情緒反復的問題。按照項目要求，如果陪伴者發(fā)現(xiàn)自己在陪伴過程中情緒受到了較大的影響，或者是回溯自己過往經(jīng)歷后有不適狀況，就要立刻停止陪伴，由專業(yè)心理咨詢師介入。
同時，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發(fā)生，陪伴者管理團隊會定期安排心理督導，一方面幫助陪伴者提高陪伴能力，另一方面也讓陪伴者認清自我。
對于大部分陪伴者來說，真正困擾他們的倒并不是自己的狀態(tài)出現(xiàn)反復，而是無法給求助者提供幫助時的失落感。
王輝在陪伴中就發(fā)現(xiàn)，并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夠有明確的求助方向，也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在陪伴者的幫助下擺脫引發(fā)困擾的環(huán)境和事件。
有一次一個女生陷入抑郁在網(wǎng)上直播自己喝得爛醉如泥的樣子。后來王輝約她到北京陪伴她。王輝能夠感受到，這個女生與男朋友之間的關系對她是個傷害，但無論他怎么做，那個女生都無法完全放棄這段關系，總是會回到關系里去繼續(xù)痛苦。王輝發(fā)現(xiàn)對待這樣的事情，自己其實什么都做不了。
起初，王輝深深地陷入到無法幫助到求助者的自責中，但接到的案例越多，他開始慢慢釋懷，他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替求助者解決的。但無論怎樣，能夠在一個人需要的時候給予陪伴，也對他們有足夠的幫助。
陪伴
寬容的環(huán)境
理解的空間與支持的力量
這種失落感，其他陪伴者也有。劉昕也是“陪伴者計劃”中的一員，在他陪伴的過程中，有一個案例印象最為深刻。求助者是他的發(fā)小，他有很明顯的抑郁癥狀，劉昕建議他去看醫(yī)生，診斷是雙相情感障礙，醫(yī)生建議他治療，但他的媽媽始終覺得孩子沒有病。去年七月時，這個男生自殺身亡。
這件事讓劉昕很遺憾，他覺得自己當初沒有做好，應該更堅決地讓他媽媽帶他去住院治療，如果那樣很大可能會救下朋友一命。
“我們的陪伴就是幫助患者增加社會連接，讓他們學會如何去生活。”劉昕說，陪伴者并不是老師，并不能教給求助者如何去生活，但可以給他們創(chuàng)造一個寬容的環(huán)境，一個理解的空間，一個支持的力量，讓他們自己去摸索，想明白如何去生活。“當然，有的人很快就能夠擺脫自己的狀態(tài)，有的人則需要很長時間，幾年都有可能，我最長的一個陪伴有兩年時間。”
在陪伴的過程中，陪伴者偶爾會遇到求助者有尋短見的情況。根據(jù)陪伴者管理規(guī)定：遇到這種情況，需要突破保密協(xié)議，第一時間通知緊急聯(lián)系人，并且向家人推薦專業(yè)醫(yī)院或者機構進行救治或者危機干預。
“陪伴者計劃”對于陪伴者的任務有明確守則，除了心理危機問題外，在用藥上也必須嚴格遵守，陪伴者可以和求助者討論藥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議求助者用藥或者換藥，并且一定要叮囑求助者用藥前必須咨詢專業(yè)醫(yī)師，在醫(yī)師的指導下用藥。
劉昕現(xiàn)在就是精神科專業(yè)的研究生，他也同樣不會輕易給求助者建議用藥，即便對用藥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也要讓求助者去征求專業(yè)醫(yī)生意見。
學習精神科專業(yè)后，劉昕對于“陪伴者計劃”可以從專業(yè)方面進行評價，他認為陪伴者對于病患來說是有直接幫助的。在國外對待精神疾病的患者時，往往會由一個醫(yī)生配合幾個風格和流派不同的治療師，其中還有社工的深度參與，這一整個團隊為一個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物、心理和社會的三維治療康復服務。其中社工的工作與陪伴者非常接近。
只不過，“陪伴者計劃”來源于“渡過”這個抑郁癥患者互助社群團體，他與精神科醫(yī)生和心理治療師是割裂的，三者無法像國外那樣信息共享，這還有待中國精神衛(wèi)生治療康復方面的進一步完善。
支持
共享教訓，一位母親的轉變
對于這些年齡小的孩子，陪伴者與家長的交流更為重要。劉昕認為，孩子出現(xiàn)心理問題，家庭環(huán)境肯定是無法規(guī)避的環(huán)節(jié)。有一些父母覺得孩子有精神問題，于是找陪伴者來陪伴，還有一些家長因為孩子患病也焦慮煩惱甚至抑郁，他們也需要調整和改變，只有整個環(huán)境都調整，對于患者才有最好的效果。
臘梅是一名陪伴者，同時她也是一名抑郁癥患者的母親，在“陪伴者計劃中”她接到的求助者也同樣以患者家長為主。看到那些家長的狀況，臘梅有時會想起自己，她兒子在患病期間，她也曾備受煎熬，也曾深陷焦慮。
現(xiàn)在，臘梅會把自己帶兒子看病的經(jīng)歷，當做一種教訓講給求助家長聽，讓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便于盡快找到幫助孩子并讓自己走出焦慮的出口。
臘梅的兒子曾是重慶重點中學的好學生，模擬考試能考到600多分，目標就是清華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但從高二開始，他就出現(xiàn)各種癥狀，上課就頭疼，晚上就失眠。精神科醫(yī)生診斷他是嚴重焦慮，但只開了一些中成藥。藥吃了還不到一周，兒子就開始抵觸治療，不再吃藥，可是癥狀仍然困擾著他。
臘梅和丈夫帶著兒子四處求醫(yī)，有的醫(yī)生說孩子沒病，有的醫(yī)生說是雙相障礙，有的醫(yī)生說是抑郁癥。每個醫(yī)生有每個醫(yī)生的治療方案，開了很多不同的藥，這更讓臘梅焦慮，兒子到底是怎么了？在這兜兜轉轉中，孩子也陷入到一種很崩潰的狀態(tài)，有的藥物導致他嗜睡，他在課堂上睡著了，醒來更覺得自己有負罪感，還有的藥物對他沒有作用，反而加重了癥狀，他甚至還出現(xiàn)了自殺的傾向。
在四處問診的過程中，臘梅的兒子仍舊堅持復習為高考做準備，參加了各種復讀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他三次準備高考，但臨到了考試時癥狀就會越發(fā)嚴重，結果反而一次都沒考成。在這期間，孩子也一直嘗試自救，但都沒什么效果。
直到2019年，臘梅帶著兒子到北京回龍觀醫(yī)院就診，醫(yī)生經(jīng)過兩個小時的問診，建議他不要再強迫自己考試復習，順其自然，直到這個時候全家才下定決心放棄高考。
現(xiàn)在臘梅兒子的情況比較復雜，自我效能感很低，覺得自己有病什么都干不了。他曾說：“媽媽，我以后真的不能工作了，我干什么都不行，也不能結婚了，我就能湊合活著就不錯了。”兒子現(xiàn)在這個狀況，臘梅也沒辦法。
臘梅成為陪伴者后，會參加社群的心理專業(yè)培訓和陪伴者督導，她會和專家聊起兒子的情況。現(xiàn)在她反過頭來認為，自己當初帶著兒子四處投醫(yī)問藥的做法欠妥，使用各種藥物后，反而把他的病情搞復雜了。
臘梅現(xiàn)在也對青少年抑郁有了自己的思考，她認為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比成年人的更復雜，她回想起兒子患病的經(jīng)歷，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時她和丈夫對精神疾病完全不懂，認為治好了癥狀就什么都好了。所以，丈夫還一直讓兒子堅持復習，期盼他治好后能參加高考。“但其實，孩子的病根就在考試的壓力上。”
康復
療愈彼此，找到陪伴的意義
面對求助者時，臘梅會先詢問患病孩子的情況，然后告訴家長：“這時你不能焦慮，必須站起來，去了解抑郁癥到底是怎么產(chǎn)生的，應該怎么治療康復。”
臘梅會告訴媽媽們，孩子出現(xiàn)抑郁情況后，除了要積極就醫(yī)外，還需要家長全面梳理家庭關系和生活環(huán)境，要了解孩子的性格以及父母及親子之間的關系等，這些都梳理清楚后，再結合學到的心理學知識，來分析孩子所處的環(huán)境到底是哪出了問題，然后一點一點去解決。
臘梅想起自己的家庭關系，丈夫是老師，平時略顯清高，不善與人溝通，對兒子的學業(yè)寄予厚望。她自己曾經(jīng)比較強勢，努力工作賺錢，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追求金錢。而此前她有時會抱怨丈夫，丈夫則以冷暴力來回應她，而丈夫會用責打的方式管教兒子，這個時候作為媽媽的她又從來不出來勸阻。
“你問我有沒有自責過，當然有，我覺得每個抑郁癥孩子的父母在重新審視過家庭環(huán)境后都會有自責。他們會問自己，我這么愛我的孩子，但怎么卻成了這樣的爸爸媽媽？”臘梅說，但如果真的能夠懂得心理知識，這種自責就會慢慢消失，父母們也就會釋然了。“我的問題是我的父母的投射，那我父母的問題呢？如此往下推導的話，我們到底應該去責怪誰？以前我不懂，我會恨我的父母，現(xiàn)在我懂了，我可以釋懷了。”
臘梅說，以前孩子沒生病時，她表面看起來生活很好，其實心里卻焦慮得很。現(xiàn)在，臘梅打算去考社工師，來幫助更多的家庭解決問題。“最近這兩年我跟丈夫的關系也在好轉，我們夫妻關系得到了療愈，我陪伴的求助者很多人也都在調整自己的家庭關系和狀態(tài)，有時候想想，這是我兒子給我們帶來的改變，這其實就是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用他的痛苦、經(jīng)驗和教訓，幫助了我們。”
在陪伴的過程中，臘梅覺得自己也收獲了很多。去年她陪伴的一個求助者，是一位母親，因為孩子的病，這個媽媽也抑郁了，曾經(jīng)多次想自殺。臘梅跟她通過話后，兩人在線下見了面，臘梅陪她聊了三個多小時，后來還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通過臘梅的陪伴，這個媽媽調整了心態(tài)，慢慢地狀態(tài)好了起來，沒多久，孩子也停藥了。她給臘梅發(fā)信息說：“我必須要發(fā)自內心地感激你，是你幫我掀開了蓋在頭上的蓋子。”
在后來的交流中，這個媽媽和臘梅互相學習探討，臘梅也覺得受益匪淺。
通過“陪伴者計劃”臘梅認為心理健康知識對于預防青少年心理問題非常重要，她希望學校可以將心理健康知識納入到日常教學中，讓孩子們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家庭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而對于已經(jīng)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來說，她認為根本無法靠父母來解決，必須要借助外界的力量，這所謂的外界應該包括精神科醫(yī)生、心理咨詢師和治療師以及類似陪伴者這樣的社工。“當年如果我們家有一個像我現(xiàn)在這樣的陪伴者，能夠幫助我們引導我們了解抑郁癥這個病，我們也不會走那么多彎路。”
文/本報記者 張子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