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至20日，香山科學會議“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礎研究與國家需求”學術討論會召開，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江桂斌指出，新污染物數量龐大，其健康危害目前難以準確監測和評估。
江桂斌認為，目前的知識體系難以指導海量新污染物的控制，新污染物的風險識別和健康危害是當前基礎研究的核心問題。
數量龐大或引發多種健康問題
1999年，美國帕克斯堡鎮一個農場的牛陸續死亡，這些牛在死亡前腎功能衰竭、內臟變大變綠、牛蹄畸形、皮膚問題嚴重。農場主認為牛的死亡與農場邊被杜邦公司買下的土地有關。
律師羅伯特·比洛特在杜邦公司發給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資料中看到一種物質的名字：全氟辛酸。后續研究發現，含有全氟辛酸的飼料會使大鼠患上肝細胞腺瘤、胰腺腺泡細胞囊腺瘤、子宮腺癌等，全氟辛酸可能引起人類的表觀遺傳學改變，并影響免疫功能。2023年底，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將全氟辛酸歸類為1類致癌物。
目前，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酸、全氟己烷磺酸等化合物已被《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納入管控化學物質。然而，仍有數萬種已知但未得到監管的化學合成物中，可能仍有對健康產生影響的化合物。
此外，2002年美國加州大學學者進行的一項動物實驗表明，即便10種農藥化學品的劑量都不超標，其混合物也能夠使22%的非洲爪蟾在發育中致畸。后續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復合污染效應”的存在，顯示出新污染物健康研究的迫切性。
“全氟化合物、阻燃劑、抗生素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越來越多地從復雜介質和生物樣本中廣泛檢出。”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尹大強在會上表示，新污染物誘發的健康問題已經引發廣泛關注，其毒理與健康研究成為熱點，相關研究表明新污染物具有多靶點毒性效應，會影響內分泌、神經、免疫以及發育等。
從特定毒性靶點回溯有害物
當前新污染物對健康危害的數據大多來自大隊列研究，這意味著這些危害往往在產生健康影響之后才能被發現。“要在產生健康危害之前發現新污染物。”江桂斌建議逆向思考，新污染物若要產生危害，必然會在體內作用于某一靶點并引發毒性效應。因此，研究人員可以特定毒性靶點為線索，加強化合物分子與疾病在機制上的關聯性研究，開展分子流行病學調查等，尋找有害新污染物的線索。
“當前，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可以虛擬地進行新污染物毒性靶點篩查測試，大大提高鎖定效率。”江桂斌說。
尹大強認為，基于信息技術和細胞生物學技術的實驗新毒理模型將有助于實現高通量篩查新污染物毒性。此外，分子生物學相關研究可以助力發現新污染物的毒性靶點、解析毒性通路、理解健康效應。
“由于‘復合污染效應’的存在，應進一步開展低劑量新污染物復合暴露的毒理和健康效應研究，創造多種新污染物混合以及新污染物與光、聲、抗性基因的復合污染模式，模擬真實環境，揭露實際健康風險。”尹大強說。
“迄今為止，世界衛生組織尚未將新污染物列為人群疾病負擔的危險因素，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建立新污染物與人群死亡、發病的因果關系鏈條。”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闞海東說，從疾病負擔入手開展新污染物毒理機制研究非常必要，可針對我國居民重要的疾病種類，開展疾病負擔評估，并對新污染物控制措施的政策成本和健康收益進行分析，幫助決策者制定適宜的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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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新污染物治理“亮劍”
近年來，我國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持續推進。
2001年5月通過、2004年5月生效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希望通過各國履約減少污染物危害。我國于2004年8月13日遞交批準書，同年11月11日公約對我國生效。20年來，我國加速淘汰和削減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生產、使用和排放。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師范大學環境與生態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長余剛表示，我國分批次淘汰了多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包括艾氏劑、多氯聯苯、滴滴涕、滅蟻靈、六溴二苯醚、多氯聯苯、全氟己烷磺酸、十溴二苯醚、短鏈氯化石蠟和得克隆等。
2022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對新污染物治理作出了全面系統部署，提出“篩、評、控、禁、減、治”的工作思路。隨后各省根據實際情況也出臺了新污染物的治理方案。
資料顯示，我國新污染物摸底調查不斷推進，122個重點行業4000余種潛在高風險化學物質實現摸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