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攝像頭在為線上“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可能給網絡犯罪帶來可乘之機。近日，有不法分子破解大量私人住宅和公共場所攝像頭，售賣拍攝內容，給人們隱私安全帶來威脅。網絡攝像頭不是“法外之眼”，專家指出，應采取技術措施與法律手段，斬斷販賣公民隱私的黑色產業鏈。
偷窺事件敲響警鐘
南京的李先生日前為參加公司的線上視頻會議，購買了一個網絡攝像頭，但使用后不久，他收到一封英文郵件，發件人稱他的攝像頭已被破解，錄下了他近期在電腦前的一舉一動；如果不想讓視頻流傳到網上，他必須向某賬戶立即支付一定數額的比特幣。“雖然一看就知道是詐騙，但我對網絡攝像頭也不那么放心了，每次開會使用完都要把它翻轉到一旁。”
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日前審結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巫某某通過一款App控制了全球18萬個攝像頭，場所涉及眾多私人住宅和公共場所；“客戶”可以在該App上付費注冊會員，觀看、保存攝像頭拍攝的畫面。該案中，巫某某用網購的黑客軟件竊取某品牌網絡攝像頭的用戶數據庫，并通過社交媒體找技術人員開發違法App，其黑色產業鏈令人心驚。
移動互聯網時代，遠程辦公、在線教育、線上娛樂等多種場景需要網絡攝像頭參與，交通監管、智慧安防離不開網絡攝像頭輔助，智能手機、智能家居等設備的普及應用，更使網絡攝像頭逐漸成為生活“標配”。日前IDC發布數據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中國家庭安全/監控設備銷售額接近6億美元，出貨量為817萬臺，同比增長24.9%。
然而，智能化的網絡攝像頭也可能出現安全風險。有不法分子利用部分產品的技術漏洞破解大量攝像頭IP地址，高價售賣破解軟件與“偷窺套餐”；也有違法商家未經用戶允許遠程操縱攝像頭“直播”，公然監視他人生活，給公民隱私帶來巨大威脅。隱私保護已成為網絡攝像頭行業迫切需要回應的關鍵問題。
安全漏洞亟待彌補
公民隱私豈容窺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友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網絡環境下的隱私保護有法可依。《民法典》對隱私權的定義和保護作出清晰規定，《網絡安全法》也對網絡產品、服務提出明確要求。在相關案件中，利用黑客手段破解網絡攝像頭IP并販賣內容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等條款。
但在實際生活中，網絡攝像頭的技術特性依然可能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廖懷學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攝像頭產品質量瑕疵、云端安全防護脆弱、應用端使用弱口令等都可能導致網絡攝像頭泄露隱私。2017年，北京警方宣布偵破全國首例網上傳播家庭攝像頭破解軟件案，此后有關部門始終對此類犯罪行為予以高度警惕，但仍有不法分子頂風作案。
廖懷學指出，當前網絡攝像頭隱私泄露監管的難點主要在兩方面：一是網絡攝像頭破解技術日趨隱蔽化、專業化，二是網絡攝像頭隱私泄露犯罪組織逐漸產業化、鏈條化。“前者是新型網絡隱私犯罪的源頭，不法分子往往會利用更新迭代的技術開發破解工具，攻破廠商設置的安全防線，對偵查工作提出挑戰。而犯罪行為的產業化和鏈條化不僅擴大了犯罪主體和地域范圍，還擴展了犯罪場景，這也大大提高了監管難度。”
加強監管勢在必行
如何讓網絡攝像頭用得更讓人心安？周友軍指出，市場監管部門有必要從生產環節強化監管，要求生產廠家在代碼防護、身份鑒別、弱口令校驗等方面達到國家標準，避免非法破解事件。企業也應當完善設計，不斷更新攝像頭安全防護程序，指導用戶加固安全措施。同時，公民應提高網絡安全意識，購買正規廠商生產的攝像頭設備，設置高級別防護密碼，及時更新攝像頭安全防護程序。
對于已經實施網絡犯罪的情況，周友軍表示，司法部門應及時偵辦案件，對犯罪分子依法定罪量刑，依法嚴厲打擊此類犯罪行為。用戶也應保存證據，及時報案，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案件。
廖懷學指出，販賣公民隱私的行為可通過民事侵權、刑事追責等途徑加以打擊，但公民隱私保護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仍需不斷完善。“首先需要精細化相關立法，為各方主體劃定行為紅線，目前《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在制定之中。監管部門應協同配合，提高執法水平。行業組織應倡導企業和行業自律，出臺相應的行業技術標準。企業和公民自身的隱私保護意識也不容忽視。”
網絡攝像頭反映的問題，僅是數字時代隱私保護的一個切面。日前，有多家車企被曝光安裝車內攝像頭，用于識別駕乘人員姿態及人臉數據以改善駕駛行為，但此舉引發輿論對隱私泄露的廣泛質疑。
專家指出，隱私保護與數字化發展不是一對“反義詞”。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網絡攝像頭等智能設備的應用前景會更廣闊。在科技發展的同時，堅守規則底線，才是數字時代隱私保護的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