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年人的剛性需求看，依托社區延伸到居家，就近解決養老需求是養老服務的基本特征。近年來，北京市以貫徹落實《北京市居家養老服務條例》為牽引，不斷完善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將養老服務送到老年人的身邊、周邊、床邊，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仍然突出，老年人不敢花錢、敲不開老人家門普遍存在；老人需要整合式、一站式服務，但找不到合格服務商；受成本制約簽約家醫、服務商不愿上門、不敢上門、服務送不進家的現象沒有根本性改善。

我國基層社會治理以社區為基本單元，老人在社區居住、生活、社會參與構成了基層治理的重要內容，基層治理方式影響著養老服務的提供方式、成本構成、監督管理、權益維護。隨著勞動工資、社會福利和退休制度的改革，人在退休后，從“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而生活照料、休閑娛樂、社會參與等則需要在社區及居住地周邊完成，“社會人”同時又變成“社區人”，但并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要求退休后到社區“報到”，退休老人并沒有跟社區建立制度性必然聯系。

與此同時，高齡化、獨居、孤寡等現象快速發展，對社區基層治理提出了新的需求；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和疾病譜的轉變，使以往急性傳染性疾病的治療需求逐漸轉變為對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帶來的康復和長期照護的需求，現行的街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不論是在醫務人員的專業結構、人員數量、醫保報銷額度、用藥品種等方面，都滿足不了實際需要。而越來越多的活力老人對社會交往、民主參與、再就業和接受再教育、消費維權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街鄉社區在對接養老服務供需雙方，打通“最后一公里”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總之，由于職能定位、人員編制、經費預算等各方面的因素制約，現行的基層社會治理體制不能滿足老齡化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人口深度老齡化疊加城市發展轉型是首都北京的基本市情，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好壞也是衡量首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應堅持從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出發，順應新時代養老方式變化的需要，在基層社會治理方式上做出與時俱進的變革。

授權賦能，完善街鄉社區在養老服務中的支持功能。一是落實街鄉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在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中的責任，以項目清單的形式列明責任，并向社會公示，將老齡服務工作納入政績考核的內容；二是加強基于街鄉社區的老年人基礎數據和信息化建設，真正實現老年人從“單位人”到“社會人”到“社區人”的轉變；三是賦予街鄉社區對本轄區養老服務機構和運營商的質量監督職能，基于“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機制，進一步完善街鄉與部門之間的有效協調機制；四是強化街鄉社區在協助老年人維權上的主體責任，開展老年人維權法律援助；五是完善街鄉老年人協會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老年人協會的作用；六是以街鄉為單元完善“時間銀行”相關機制，鼓勵親屬或社區鄰里開展養老服務，推動“年輕活力老人”照顧和幫扶特定老人群體的普遍性開展。

突出重點，著力推進街鄉層面老年友好宜居環境建設。一是著力推進家庭適老化環境建設。對經評估符合條件的老人家庭開展適老化改造給與一定的資金補貼，緩解老年人因生理機能變化導致的生活不適應，減少老人因跌倒等傷致病的隱患，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品質和自理生活能力。二是著力推進居住區適老化環境建設。在開展老樓加裝電梯的基礎上，結合城市更新，突出對公共通道、公共照明、社區休閑綠地、街心公園、社區健身場所等公共空間的適老化改造，使老人不僅“下得了樓”，還“出得了門”“上得了車”。三是著力推進老年友好健康環境建設。在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應研究社區養老中基本醫療服務、康復護理等與醫保銜接的具體辦法；做實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強化簽約履約，保障簽約老年人就醫取藥；細化基層醫療及藥事服務相關咨詢用語和服務行為規范，加強崗前統一培訓，引導和培訓老年人應用信息化工具看病就醫；針對社區為老人助餐實際特點，建立部門聯合監管機制，對于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區養老服務商，食品監管部門同步備案后允許其提供配餐送餐服務等。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統計學院副教授）